曹魏咸熙二年十二月，司马炎筑坛于洛阳城南郊，受魏禅，登帝位，史称晋武帝。西晋王朝建立以后，仍以洛阳为都。因为是和平夺权，所以洛阳的宫室、宗庙、郊坛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，西晋初年基本上沿用曹魏旧制。但在政权稳固以后，西晋王朝在礼制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，继续了东汉、曹魏以来在礼制方面的简化措施。晋愍帝西迁长安，末及立郊庙西晋政权即告崩溃。
一、郊祀
西晋在郊祀制度方面有重大改革。晋武帝在泰始二年下诏令群臣商议郊祀制度，准备废弃曹魏旧制，建立晋朝新制。经过一番讨论，形成了改革意见：1、以往在明堂和南郊的祭祀中，天帝与五帝系重复设置，故除去五帝之座，统称“昊天上帝”。2、将圆丘与方泽合并于南北二郊，重新修筑郊坛。
在天地配祀方面，音武帝时期也作了一番改革：即南郊祭天以西晋奠基之主宣皇帝司马能配祀；明堂祭天以皇考文皇帝司马昭配祀；北郊祭地，废除先妣配祀的制度。不过，泰始二年晋武帝在郊祀制度方面的改革，后来又有所反复。如泰始十年，又恢复了南郊和明堂祭祀中五帝之座。五郊，西晋同曹魏一样，沿袭东汉的作法。
二、宗庙、社稷
泰始二年，有司奏请依天子之礼立七座帝庙，晋武帝司马炎以劳役繁重为由，下诏只立一座太庙。当时讨论的结果，是沿用曹魏的旧庙，祭祀征西将军、豫章将军、颍川府君、京兆府君、宣皇帝司马蕴、景皇帝司马师、文皇帝司马昭。西晋太庙祭祀的是七祖六世（司马师、司马昭为兄弟），可见是沿用了东汉、曹魏以来的“一庙七主”之制。泰始二年七月，司马炎下诏拆除曹魏旧庙，改建西晋太庙。
太康元年，灵寿公主司马修丽祖于太庙。公主入祖太庙，这是中国古代宗庙史上的第一例气此外，晋朝宗庙还有所谓的“阴室四荡”，即将晋惠帝愍怀太子、哀太孙威、沖太孙尚及晋怀帝祐太子的神主入漱太庙。将未及即位而死的太子、太孙祖于太庙，这也是晋朝宗庙的首创。
太康八年，西晋太庙塌毁，需要改修气到了太康十年，新的太庙终于修成，制度壮丽，地点也做了迁移。改建宗庙时，群臣又奏请依古礼修七庙，一帝一庙，再度遭到晋武帝的否决，他坚持实行一庙七主、亲尽迭毁的宗庙制度。
新修宗庙的位置，在宣阳门内。曹魏、西晋和北魏时期的宣阳门即东汉锥阳城的小苑门，为南墙上自西向东的第二门。汉魏洛阳城南墙及其上的四座城门均己被洛河冲毁，但经过考古勘测工作，其大致位置仍可确认。所以，我们也可以依据宣阳门的位置，推测出西晋宗庙的位置。
我们还可以依据《晋起居注》和《水经注》的记载，将新修西晋太庙的位置，确定得更准确一些：西晋宗庙的位置，应该是按照“左祖右社”的原则布置的，分别位于都城中轴大街一一宣阳门大街的东西两。
西晋的社稷，初期同宗庙一样，沿用曹魏旧址。太康九年，社稷坛与宗庙均作了位置上的变动。当时礼官还就社稷为“一社一稷”、“二社一稷”或“二社二稷”的问题展开了讨论，结果是仍为“二社一稷”气前已述，改建宗庙时，宗庙位置从曹魏旧址迁移到了宣阳门内的新址，所以社稷坛的位置也对应作了迁移。这也足证当时宗庙社稷的安排是遵循了“左祖右社”的原则的。
三、朝日夕月
晋武帝太康二年（年）下诏，规定朝日夕月，由皇帝亲行其礼，但此后似乎也没有形成定制。
四、籍田、亲蚕
按照古礼，天子耕籍田，以供宗庙粢盛之用；皇后亲蚕事，以供祭服之需。晋武帝时，对籍田和亲蚕分别作了规定。晋武帝太康四年，下诏天子耕籍田于东郊之南，祖先农。
太康六年，晋武帝诏皇后亲蚕于西郊，并对先蚕坛的形制作了规划，采桑坛、蚕室、先蚕坛、帷宫、桑林悉在西郊，与东郊耕籍田的设施在位置上东西对应。
五、明堂、辟雍、灵台、太学、国子学
西晋时期，继续沿用东汉、曹魏以来的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与太学。这些礼制建筑在西晋时仍然屹立在西晋都城的南郊。
西晋在南郊和明堂癡天帝与祖先，形成了完整的"三献”制度，即明堂与南郊祭祀行礼时，皇帝为初献、太尉（或太常）为亚献、光禄大夫为终献，三献依次登堂行礼。其他不是皇帝亲自行礼的祭祀项目，则有司任三献。比如社稷的祭祀，就分别由司空、太常、大司农任初献、亚献和终献。三献制度，为以后各朝所继承，何人出任三献，则成为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。
西晋时期皇帝或皇太子讲学于辟雍、太学，释奠孔子成为一项重要的礼制活动。晋武帝泰始七年，皇太子讲《孝经》于辟雍；咸宁三年，讲《诗》于辟雍；太康三年，讲《礼记》于辟雍；晋惠帝元康三年，皇太子讲《论语》于辟雍。每次皇太子讲学辟雍，都须释奠孔子，颜渊（颜回）配祀銘。
年春，河南省偃师县西南东大郊村北的辟雍遗址出土了《晋武帝三临辟雍碑》。《晋武帝三临辟應碑》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晋代碑刻，立于咸宁四年，碑文保存较好，无漫遣之处。它的岀上为研究中国古代辟雍、太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同时，碑文笔势遒劲，波磔郑重，是晋代八分体隶书的代表作楫。
晋武帝咸宁二年，另立国子学，与太学并存。工仲殊先生据《述征记》“太学在国子学东二百步”的记载，推测西晋以汉魏太学的东北部分为太学，而将汉魏太学的西南部分改设国子学。西晋之所以在太学以外，又立国学，其目的在于“殊其士庶，异其贵贱”。
此外，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，增封宗圣侯孔晨为奉圣亭侯，孔子后裔的身份，较之曹魏时期，又高了一个等级。又诏在太学与鲁国孔子故庙四时备三牲以祭祀孔子七对孔子的祭祀，日见隆重。
六、其他
对“六宗”的祭祀，晋初釆纳司马彪的建议，一度废止。但后来又依挚眞所议，恢复了对“六宗”的祭祀。祭祀的地点，文献失载，考古工作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大概也如东汉曹魏一样，在城南郊行事。晋惠帝元康年间，洛阳城南仍有高媒坛，百姓在其旁举行祭祀，或谓之“落星”。
魏晋洛阳城礼制建筑的历史特点
魏晋洛阳城礼制建筑有以下几个特点；一、继续了东汉以来的礼制改革进程，形成了国家大祀的基本内涵，包括：祭祀天地的南北郊与明堂、宗庙与社稷、迎时气的五郊、籍田与亲蚕、辟雍与太学等。其他群神，合祀于南北郊。
二、继续东汉以来在宗庙制度方面的改革进程，将“天子七庙、帝各一庙”转变为“一庙七主”，大大简化了宗庙的祭祀，形成了太庙制度。三、初步形成了天子耕籍田、皇后亲蚕事的制度。四、形成了在辟雍、太学（国子学）讲学并释奠孔子的礼制传统。五、出现了南北郊与園丘方泽合为一体，明堂与南郊合祀的作法。六、出现了太祖配祀南郊、严父配祀明堂的作法。
曹魏西晋时期，在礼制方面的改革和进展，在东晋南朝得到进一步的见固和发扬，为隋唐礼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
